杭州宋史论坛2019 年第1期纪要（总44期） | 201905-11（总第936期）
*转自会讲宋史
2019年4月日，杭州宋史论坛举行2019年第1期，由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主讲，主题围绕《蓝田吕氏家族墓园》考古报告展开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：蓝田吕氏家族和墓地的形成、墓地的布局及其成因、夫妻合葬的行为模式。
一、蓝田吕氏家族和墓地形成
郑嘉励首先介绍了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考古研究工作。自2006年发现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，经过多年发掘，至2018年出版考古报告书《蓝田吕氏家族墓园》（以下称《报告》），材料全面披露。墓地从北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延续至政和七年（1117），延续四十多年，共葬有五代人，其中，少数第五代成员，均为夭殇者或未出嫁的女子，其实，主要是从吕通、吕英和吕蕡，至大字辈、山字辈成员四代人，总计29座墓。
该墓地最重要的价值，是其独特的墓地布局和丰富的随葬品，为同期士大夫家族墓地所仅见。
因为有大量墓志，其家族世系和墓地形成过程，非常清晰。墓地以吕通（墓葬编号M8）为祖坟，共有两大房派组成，长房吕英（M9）——大圭(M12)、大雅(M1)、大章(M16，夭殇)——山字辈成员；二房吕蕡（M17）——大忠（M20）、大防（M3）、大钧（M22）、大受（M14，无子而卒）、大临（M2）、大观（M28）——山字辈成员
其中，吕大忠、吕大防、吕大钧、吕大临号称“蓝田四吕”，最负盛名。吕大忠为神宗、哲宗两朝的重臣；吕大防，元祐年间长期任宰相，宋哲宗亲政后，贬死岭南；吕大钧，是关学代表人物张载最忠实的门生，撰有《吕氏乡约》，以古礼教化乡人；吕大临，学术成就最高，先师从张载，后改游程颐门下。吕氏兄弟，勤于著述，稽古考订礼文制度，并在婚丧祭礼中，恪守礼法，“一切本于古礼，不用流俗”，推行至家族和乡里之间。张载曾经自豪地对程颐说：“关中学者，用礼渐成俗”，程颐表示认同：“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”。
据出土墓志可知，吕英一支长期居住于郏城（今河南中牟县），而吕蕡徙居京兆府蓝田县，遂为蓝田吕氏，至吕大忠、吕大防仕宦显贵，家业始大。在熙宁七年（1074）以前，在“蓝田县玉山乡李村之原”已经形成家族墓地，葬有吕通、吕英、大受诸人。
熙宁七年七月，吕蕡卒，葬于“蓝田县白鹿乡太尉原”，“其治命曰：吾葬兵部府君（吕通）之墓，骊山西原道险非计，当迁于平易地，使世世不以葬劳人，且慎毋惑术家五姓言语及浮屠氏之斋荐者，故今并以兵部之丧改窆于新兆云。” （《吕通墓志》）吕大忠、大防等人遵嘱将把李村家族墓地废弃，已有墓葬全部改迁至“太尉原”今址。两大房派成员，不论生前居于郏城或蓝田，均葬此处。
吕大忠、吕大钧诸兄弟治父丧，当然“一切本于古礼”，墓地的规划原则，也确立于熙宁七年。
二、墓地布局及其成因
吕氏家族的太尉原墓地，共29座墓（成人墓20座，未成年人9座）；家庙遗址1处（《报告》将其命名为“家庙”，但未说明依据）。郑嘉励认为，其性质应该是“墓祠”，据清《蓝田县志》收录明戴珊《吕氏祠堂记》，明成化年间“知县刘振复其墓，即废址作祠堂”，以供奉四吕陵位，性质显然是墓前的祠堂。而吕氏即便有家庙，也应位于居址，而非墓地；墓祠后神道，神道对应墓地的中轴线；四周缭以墓域（域沟）。
墓地呈西南—东北走向，南低北高，地形逐渐抬升，神道两侧原来共用有一套石像生。
郑嘉励指出，吕氏墓地共分成四排，纵横分明，规律明确，《报告》对墓地规划有精彩的分析：墓地格局如同家族世系表一般纵横有序，横向确立昭穆，竖向确立嫡庶：第一排，以吕通辈分最高，东侧吕大章、大受墓，系吕通早夭的孙辈；第二排，自东向西共8座墓，为第二代成员吕英、吕蕡墓，及他们夭殇的孙辈；第三排，凡12座墓，为第三代“大”字辈家族成员，另有早夭男孙或未出嫁的女儿；第四排，共6座墓，为第四代“山”字辈家族成员。横向体现昭穆：父子昭穆不同，则不同排；祖父与夭殇孙辈，昭昭或穆穆，则可同排。
纵向的轴线上，有吕通、吕英、吕大圭三墓，为嫡长序列。其位次安排，以第三排“大”辈成员墓最见匠心——先以嫡系确定中心尊位，然后，以年齿为序，以左（东）为尊，依次分列左右。吕大圭居中，因为其为长房嫡孙；年齿最长的大忠，居左一位；年齿第二的大防，居右一位；大钧，居左二；大临，居右二；大观，左三；大雅，右三。如此如同家族世系表一般秩序井然的墓地，当然是蓝田吕氏刻意践行“古礼”的结果。
郑嘉励特别提到，尤其是吕氏家族因为支子（次子吕蕡一支）而显贵，墓地也由他们主持，而嫡长子吕英、嫡孙吕大圭远居河南，生前无论官位，还是学术地位，远不及“蓝田四吕”，而他们能够居于墓地中心，完全是因为他们的“宗子”身份。墓地规划呈现出明确的“大宗”墓地特征，为两宋士大夫家族墓地所仅见。
关于蓝田吕氏的葬礼摈弃流俗，按照古礼施行，在出土墓志、《宋史》多有记载。四吕作为张载“以礼为教”主张的忠实信徒，一是主张复古，二是标榜践行，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也强调以“大宗之法”的实践（范立舟《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》）。凡此种种，显然直接影响了蓝田吕氏墓地的规划。
郑嘉励强调，吕氏家族墓地是高度理想化的、激进的“复古”墓地，但《报告·第四册》（第1111页），引用郭璞《葬书》解释墓地的地形特征，恐怕并非实情。其实，吕氏墓园并无太多世俗的风水因素，墓地的选址只是程颐《葬说》宅兆（墓地）“卜其地之美恶”，同时“惟五患者不得不慎：不为道路、不为城郭、不为沟池、不为贵势所夺、不为犁耕所及”的标准，这只是阴宅卜址的朴素理性，与巫术的“堪舆”无关，《吕蕡墓志》明确说明墓地改址只是因为“骊山西原道险非计，当迁于平易地，使世世不以葬劳人”的原因，而非出于风水考虑。
《报告》第1107页，甚至认为“吕氏墓园在选址方面应包含有五音姓利之说的某些因素，此条于宋陵有相近之处”。这个说法就更不对了，其实，吕氏墓地并无“五音”的因素，如果按照“五音墓地”的择址，是绝无可能形成前述纵横分明的“大宗之法”墓地的。
三、关于夫妻合葬的行为模式
郑嘉励随后对吕氏家族的夫妻合葬模式进行了分析。墓地第4排为“山”字辈成员墓葬，位次紧跟在生父之后，如吕锡山妻侯氏和继室齐氏（M25），居于生父大忠墓后；吕义山，居于生父大钧后。以此类推。
但是，《报告》可能对第四排墓主人身份可能发生了误判。比如，M4的墓主人应该不包括吕景山，M25墓主人应该只有两位女性，而不包括吕锡山。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，吕锡山、景山等人，随宋室南渡，寓居四川，中原沦陷后，应该没有机会归葬祖茔。
吕錫山侯氏、齐氏合葬墓
郑嘉励比较了蓝田吕氏家族墓地与江南地区宋墓的差异，指出由于合葬方式不同，北方河南、陕西、山西宋墓的墓主人判断会困难很多。这与南北方夫妻合葬不同的行为模式的差异直接相关。
江南地区夫妻“异穴合葬”，流行长方形双穴并列的墓室，男左女右，以隔墙分开，夫妇墓志也随葬各自的墓室，绝不会混淆，苏轼《东坡志林》称该葬制为“同坟而异葬”或“同垅而异圹”，因为夫妇死有先后，葬后死之人时，如见先死之人尸首腐败，恐伤孝子之心。两圹之间留有通道则可以满足“彀则异室，死则同穴”的要求，苏轼称其“最为得礼也”，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夫妻合葬形式。
而中原地区流行土洞墓，或多边形的穹隆顶仿木结构墓室。如蓝田吕氏墓地，土洞墓的前、后室，前室一般为丈夫，后室为妻（但也有例外）；如果前后多妻，后室则分左右。墓室挖掘，一般始于丈夫卒后，若妻子先卒，则棺椁暂厝，待丈夫去世后一并下葬，所以两个或多个墓室，往往并非一次性开挖，墓室各自独立，墓底各有高差。但是，墓志并不置于墓室中，墓葬一经盗扰，不同墓室的墓主人判断就容易出现错误，甚至不能判断其有没有正式下葬。
至于多边形穹顶仿木构的单室墓，夫妻多人、甚至多代人“同穴合葬”，按辈分尊卑排列骨殖，据《大汉原陵秘葬经·辩掩闭骨殖篇》曰：“凡掩闭骨殖，先从卑者下，尊者末后，时辰正，方可下也。孝子亲自入墓堂内安葬骨殖，依其次第，如或有四妻五妻者，头妻在左肩下，次妻在右肩下，次三在左腋下，次四在右腋下，次五在左腋下，次六在右腋下，如有幼孙，孙男女安左右”。这是金、元时期北方葬俗。这种葬法，在当时或许身份标识不会混淆，但是今天的考古工作者，则无从准确判断墓主人具体身份。多人“死葬同穴”，死有先后，就有两种行为模式，一是先将逝者暂厝，待积攒到足够数量，一次性下葬；一是随时开启墓穴，苏轼的“夫妇死有先后，葬后死之人时，如见先死之人尸首腐败，恐伤孝子之心”的感慨，确实是有感而发。
白沙宋墓
明代帝陵和藩王墓，地面墓园的平面布局和风水择址，都是“江南式”的，但在地下玄宫，帝后“葬同穴”，却又放弃江南地区的夫妻异穴合葬的做法，回到中原的传统。多具棺木，露陈于棺床上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可能是“葬同穴”的理想吧。在中原地区，这种做法是可行的。但在江南卑湿之地，地下水位高，就有问题。江西益藩王墓即采取同穴合葬的形式，葬后死之人，每每见到先人腐朽的惨状，嘉靖年间以后，竟然又在玄宫内给不同的棺木打起了三合土的“灰隔”。
三、随葬品中的仿古器物和《考古图》《宣和博物图》
郑嘉励之后就吕氏家族墓地出土器物展开讨论，提出吕英墓（改葬于熙宁七年）内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簋、吕大雅墓随葬铭刻墓志或祭文的石磬、吕至山墓随葬真古器等现象，很值得关注。吕英墓出土耀州青瓷簋，完全模仿西周铜簋，这是今天所见年代最早的仿三代铜器造型的瓷器制品。
自宋神宗元丰元年以降，祭祀天地的“器用陶匏”，应该与宗庙祭器有所区别，逐渐成为当时君臣之共识。《宋史》卷98《礼志》载：“元丰元年，详定礼文所言：本朝昊天上帝、皇地祇、太祖位各设三牲，非尚质贵诚之义，请亲祠圜丘、方泽正配位皆用犊，不设羊豕俎及鼎匕，有司摄事亦如之。又簠、簋、尊、豆皆非陶器，及用龙杓。请改用陶，以樿为杓。” 又，《宋会要辑稿·礼》载：（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，议礼局）又言，……历代崇奉以为天地大祠，故牲以茧栗，席以藁鞂，器以陶匏，其仪必与昊天上帝、皇地祇等。今太常祠感生帝、神州地祇仪注，牲用茧栗，席用藁鞂，已合古礼，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，则为非称。伏请自今祠感生帝、神州地祇并用陶匏。……从之。”
郑嘉励从祭器材质变化入手，提出元丰元年（1078）朝廷已批套生产陶瓷祭器簠、簋、尊、豆等，祭祀天地使用陶器是“尚质贵诚”的需要；大观四年（1110）议礼局强调祭祀天地与宗庙有别，需用“陶匏之器”，由宋徽宗批准，说明祭祀天地“器用陶匏”制度自神宗后的哲宗朝并未执行，使用较金铜祭器朴素的“陶匏之器”，体现古礼“尚质贵诚”的精神，这股“朴素之风”肇始于神宗朝，于哲宗朝有所反复，至宋徽宗大观四年重新确立。强调陶器“尚质贵诚之义”，应该是熙丰变法在礼制中的体现，这也与元丰、元祐年间对变法的态度反复有关。
由吕英墓可知，发现早在元丰元年以前，士大夫家已有以陶瓷成功仿制三代礼器的实践，更可见神宗、徽宗两朝郊庙祭器改革之历史背景。更重要的是，造型上如此准确的仿造，而用陶瓷材质，作为士大夫家生前实用和身后随葬之器（《报告》推测青瓷簋用以置吕英火化骨殖），尤其耐人寻味的，士大夫家通过仿古制作，追求三代古器的精义，并应用于日常的生活中，以达到“形容仿佛。以追三代之遗风”（《考古图后记》）的精神追求。
《报告》第四册“研究编”，颇有一些大胆推测，因为商周秦汉的真古器，不见于“大”字辈成员的墓葬，只见于“山”字辈成员的随葬。如吕至山墓（M29），其子吕世修在战国鼎、汉洗、唐代带流洗上加刻铭文“隹政和元年十一月壬申，孤子吕世修为考承议郎乍敦，以内其圹”，作为乃父的随葬品。这些器物显然都是吕氏家族的收藏品，
《报告》推测这是因为“大”字辈的孙儿辈，到了北宋末，家道衰落，眼见金人即将南侵（这是不可能的）或时局不好，料定家藏的三代礼器必不为我有，与其为商贾或外夷所夺，不如埋入墓室，为家族永久保存。
这种推测当然没有史料依据，但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。这可能确实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，大观、政和年间，宋徽宗着手礼制改革，以出土古器为本编撰《博古图》，为全面改造礼器而准备。大观二年（1108），下诏图绘士大夫家藏古器，并鼓励士大夫家进献古器。政和三年（1113）《博古图》成书，设置礼制局，正式考试改造礼器。这场运动，大大威胁到士大夫家的收藏，大量铜器因此进入内府，成为宣和殿的收藏。从现存《宣和博古图》中，确实也能看到先前著录于吕大临《考古图》中的私家藏品。
吕至山墓下葬于政和元年，以古器随葬，避免其为朝廷所夺。如此推测，固然不可定论，但比《报告》的推测合理很多。
四、考古报告的编写
最后，郑嘉励就本书的编写谈了自己的看法，认为历史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，其实不难阅读。而阅读的主要障碍，主要是因为复杂的、繁琐的编号系统：比如墓葬，只要墓主人明确的，在首次出现或表格中，当然有必要标注M1、M2之类的墓号，但在论述时应该直接称吕英墓、吕大圭墓，不宜以编号相称；同一座墓葬的前、后室，径称“前室”“后室”即可，无需命名为S1、S2；一号壁龛、二号壁龛，也不必命名为K1、K2。 复杂的编号，严重干扰阅读。我们知道编号是为了叙述和记录的方便，将“前室”“后室”命名为S1、S2，并没有带来记录的便利，而是大大增加了阅读障碍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考古报告既有档案的属性，也是面向读者的文本，在记录的规范和文本的可阅读性之间，应该保持适度的平衡。
其他的问题有，有些墓葬的平、剖面图，未能编排在一起，有些甚至跨了好几页，阅读不便；墓志的录文，先以繁体字录一遍，然后以简体字再录一遍，叠床架屋，殊为无谓。
随后，与会学者就郑嘉励报告涉及的丧葬仪制、宗法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。讨论集中在墓地体现的宗法制度。关于葬式学者提出，“五音葬式”在选择安葬穴位时，是否是采取只以五音的择葬规则选择尊位，作为家族尊长的葬地，其他家族成员的安葬则依据昭穆原则，依不同行辈安排葬地。这样采取家族成员族葬方式才有操作的可能。五音与昭穆是否在这一操作方式下融合为一体。也有学者指出，宗法制度和世爵制度是相互配合，在宋代的制度下袭爵与宗法制度有错位，严格的宗法制度即使在宗室内部也无法贯彻。如何在葬制中实践宗法制度，蓝田吕氏提供例证值得深入探讨。学者们还就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安葬方式、嫡庶与葬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。
本次沙龙除主讲人外，浙江大学关长龙、浙江大学陈志坚、浙江大学杜正贞、浙江大学傅俊、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晖达、浙江浙江省社科院王宇、浙江古籍出版社况正兵、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、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、杭州师范大学马强才、杭州师范大学姚永辉、中国计量大学何兆泉、杭州市社科院魏峰参加讨论。记录魏峰。